【基本案情】      2018年7月23日，在A市B區C村路，被告人劉某在明知崔某酒后駕駛機動車肇事逃逸的情況下，自己冒充機動車駕駛員，幫助崔某逃避法律責任，對其進行包庇，后被民警查獲。在被告人劉某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其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案件焦點】      被告人劉某是否構成包庇罪的既遂;被告人劉某是否構成自首。

【法院裁判要旨】      A市B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證明包庇，其行為已構成包庇罪，依法應予處罰。A市B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劉某犯包庇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劉某在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其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故法院對其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A市B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一條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劉某犯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律師后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一款的規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人構成包庇罪。由于包庇罪在現實當中應用較少，并且目前尚無關于該罪名的相關解釋。這就造成了實踐當中對于包庇罪的構成要件(罪與非罪)方面把握的標準不一。      第一，從客觀方面來看，包庇罪被列在妨害司法罪這一節當中，但是法條當中沒有明確要求構成本罪需要造成實質性的司法秩序的破壞，即本罪是行為犯。      第二，從主觀方面來看，法條規定要求行為人需要“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做假證明包庇的，才構成包庇罪。但是區分罪與非罪是一項非常專業的工作，如果依照法律規定的罪與非罪的標準來衡量行為人是否明知，則會導致絕大部分行為人因為達不到“明知”的要素而不能構成本罪，從而導致該罪設立的形同虛設。所以應當將“知是犯罪的人”這一主觀要素解釋為只要包庇的行為人在包庇他人時明知其包庇的人有可能構成犯罪即可。      同時，雖然對于“明知”的標準做了較低的水平的解釋，但是在實踐當中應當將包庇與不構成犯罪的“知情不舉”行為相區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庭主編的《刑事審判參考》第九集當中以審判業務意見的形式提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不向司法機關檢舉、告發但也未實施積極幫助的行為的，屬于知情不舉，一般不構成犯罪。但是，具有追究犯罪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對于犯罪人員和犯罪事實知情不報或者不如實作證的，構成犯罪的，可以以玩忽職守罪、徇私枉法罪等追究刑事責任。與包庇行為不同，知情不舉屬于不作為。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包庇行為，應綜合全案證據而定。對于不明知是犯罪的人，因受蒙蔽而做假證明的行為，不能認定未包庇。”      在本案中，崔某酒后駕車肇事逃逸，其在帶劉某到達事故現場的過程中明確向劉某說過諸如“如果我進去了就什么都沒有了”等言語，說明該二人已經意識到崔某的行為很有可能構成犯罪，而經過偵查，崔某的行為確實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因此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包庇罪。

窩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本罪為選擇性罪名，具體包括窩藏罪和包庇罪。
擴展知識：
構成窩藏、包庇罪包括兩種行為：

一是為犯罪人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的行為。這是指將自己的住處、管理的房屋提供給犯罪人或者給予犯罪人錢、物，包括食品、衣被等，幫助犯罪人隱藏或者逃跑，逃避法律追究。

二是作假證明包庇犯罪的人。這是指向司法機關提供假的證明來幫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如作假證明表示犯罪人不在犯罪現場等。只要明知是犯罪的人又實施了上述行為之

一，就構成窩藏、包庇罪。
構成窩藏、包庇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包括幫助重大案犯逃匿或為其作假證明，使其逃避法律追究，幫助犯罪團伙、集團逃匿或者因其包庇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實際辦案時，要注意查明行為人是否事先與犯罪分子通謀，而包庇犯罪分子。根據法律規定，事先與犯罪分子通謀，幫助犯罪分子逃匿或者包庇犯罪分子的，應以犯罪分子的共犯對待，依照刑法總則關于共犯的規定和犯罪分子具體的犯罪行為所適用的刑法分則的規定處刑，而不按窩藏、包庇罪處罰。
這里所說的事先通謀，具體是指行為人與犯罪的人在其犯罪前已共同策劃好，實施犯罪后由行為人負責幫助逃匿或作假證明以逃避法律追究。如某人與他人合謀盜竊，事先商定如案發由其提供隱藏處所，后來他實施了窩藏行為的，應以盜竊罪的共犯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