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采取了兩分法：第一類是法律明確列舉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相當于法定必須排除的非法證據，包括采用刑訊方法獲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訊或威脅方法獲得的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第二類是可經補正或解釋后再決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證據，主要包括違反法律規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和書證。
一、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哪些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立法機關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面臨不同的價值選擇。如果單純考慮打擊犯罪和查明事實的需要，那么非法證據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單純考慮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證據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國家的立法者必須努力在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等多重價值取向中尋求平衡。

基于多種價值觀念的考慮，世界各國一般都對非法證據采取區別對待的處分方式。這就是說，對于非法取得的證據，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納。這有幾種情況：第一，區別對待不同種類的非法證據，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必須排除，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不必排除;第二，區別對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證，例如，嚴重違法或嚴重侵犯人權所獲得的非法證據必須排除，輕微違法或輕微侵犯人權所獲得的非法證據不必排除;第三，區別對待不同種類案件中的非法證據，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證據必須排除，恐怖、暴力等嚴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證據則可以不排除。

中國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思路也是區別對待。這在“兩個證據規定”和《刑事訴訟法》中都有體現。如前所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1條對非法言詞證據進行了界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根據上述規定，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采取了兩分法：第一類是法律明確列舉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相當于法定必須排除的非法證據，包括采用刑訊方法獲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訊或威脅方法獲得的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第二類是可經補正或解釋后再決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證據，類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證據，主要包括違反法律規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和書證。這樣的規定確實體現了法律規則的靈活性，但是也給該規則的適用帶來了難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該具有明確性、可操作性、可預測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確性是核心，因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的基礎。明確性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就高;明確性弱，規則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就低。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規則的明確性標志著立法技術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應該盡可能使用精確的語言進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語詞的多義性以及社會語言的發展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法律規則往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或開放性，即主要含義的相對明晰伴隨著邊緣含義的相對模糊，或者說，在較為抽象的層面上相對明晰而在較為具體的層面上相對模糊。另外，為了滿足普遍適用和長期適用的要求，法律規則也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使用“等”之類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無可奈何之舉。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通過之后，立法機關的有關領導曾解釋說：“對于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議對采用引誘、欺騙手段取得的口供也應當明確予以排除。經研究考慮：采用引誘、欺騙手段取得的口供、證言也是非法的，也應當禁止，但實踐中，存在問題較多，影響較大，重點應當排除的主要是刑訊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確列舉，體現了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和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從立法的角度來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這種靈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這就會使規則的適用陷入難以統一規范的境地。

綜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需要一定的靈活性，以便讓司法人員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排除。司法人員可以考慮的因素包括：取證行為違法的嚴重程度;取證行為侵權的嚴重程度;犯罪案件的嚴重性;非法證據的證明價值;違法獲取證據人員的主觀狀態;違法取證行為對司法公正的影響;違法取證行為對司法環境的影響;違法取證行為對社會利益的影響等。這么多因素需要考慮，這么多標準需要把握，而且這些因素還具有多樣性，這些標準還具有模糊性，立法者確實無法事前都作出精確的規定。但是，把這些問題完全交給具體案件的司法人員去自由裁量，那就會造成規則適用的混亂，特別是在當下中國的司法環境下。于是，如何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成為了司法人員面臨的重要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下面由我為你詳細介紹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 法律知識 。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范圍

　　《高法解釋》第61 條：

　　“嚴禁以非法的 方法 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新法第54條：

　　“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變化：

　　將排除的非法證據范圍從言詞證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拓展到了物證、書證。

　　解讀：

　　1、我國之所以之前規定只排除非法言辭證據，是因為只有言辭證據才可能因為非法取證而影響其真實性，實物證據即使取證程序違法，其真實性一般也不會受到影響。但這種范圍大大限制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威懾作用。故而此次擴大了排除范圍。

　　2、但畢竟非法取證對言辭證據和實物證據的影響的確存在不同，考慮到查明真相和打擊犯罪的需要，因此立法對物證和書證的排除作了嚴格的限定，必須要達到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度，且無法作出補正或合理解釋。

　　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

　　新法第54條第2款：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解讀：

　　第一次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在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以排除非法證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成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意義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最終的否定和譴責。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在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項訴訟行為，最有效的莫過于其無效，而想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

　　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非法證據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能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存在一個價值權衡的問題，如果允許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證據，對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有益的，但這樣做是以破壞國家法律所確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的。反過來，如果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又會阻礙對犯罪的查明和懲治，這與該國的刑事訴訟目的、主導價值觀念，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程序等因素都是相關的。該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即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法系比較

　　程序不同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采取強制排除主義。而在德國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相應性原則，或稱權衡理論，法官首先確定所爭論的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了法治原則，如果違反了，必須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如果沒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決定是否排除有關證據。這招致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樣做只會讓偵查機關心存僥幸，促使偵查機關為破獲大案而不擇手段，因為只要能夠借非法證據破獲更大宗的犯罪，則取證行為的瑕疵或非法將弱化，不會導致相關證據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德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著重于保護個人權利和執法需要兩者之間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德國以德國憲法為根據，具體的規則體現在其刑事訴訟法中，案例沒有法律效力。

　　關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