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收益=價格×銷售量。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余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里學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么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于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采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余產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們今天干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后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于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杰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范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并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后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并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于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于《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并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后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于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夸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并傾心于《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意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后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杰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后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并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于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后，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后她致力于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后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于凱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并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么。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并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于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范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后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后來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后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于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于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采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杰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并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于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于“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終囿于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后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并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于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于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于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后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里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后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于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后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于后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里，真實世界總是趨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于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征，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么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并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并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后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打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于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準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于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于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準。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于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并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于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后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愿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于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于，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制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于集體領導
希望采納

《國富論》中對財富的分類：
第一節 個人財富的分類

個人擁有的
財富，如果僅僅用來維持幾日或幾周的生活所需，他就很少考慮用這些財富來賺取收入。更有可能的是，他在小心翼翼地來花費完這些財富之前，依靠自身的勞動來取得收入以及時補充，這時，他的收入完全來自勞動。各國貧困勞動者的生活大致如此。

如果個人的財富足夠維持他數月或數年的生活時，他就自然希望這筆財富中的一大部分能夠賺取收入，而將其中的很小部分留作目前的生活需用。這樣，他的全部財富就分為兩個部分：提供收入的部分和維持生活的部分。其中，前者用以賺取收入的部分，稱之為資本。后者供目前消費的部分，又包含三種情況：一是原先留作消費的財富；二是逐漸得到的收入；三是以前購買但尚未用完的物品。所以，提供目前消費的財富，應包含其中一項、兩項或者三項都有。

用來提供的資本，可以分為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兩種。

流動資本。資本可用來生產、制造或購買貨物，然后再賣出去，從而獲得利潤。就這樣，商人的資本不斷以一種形態投入，又以另一種形態回收，并且只有依靠這種連續不斷的交換來賺取利潤的資本，就叫做流動資本。

固定資本。資本也可用來改良土地，購買機器設備，或用來置備不需要流通就可以提供利潤的東西，這樣的資本就叫做固定資本。

行業不同，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分割的比例也極不相同。

如果是一個商人，他的資本就基本上全是流動資本，因為他基本不需要機器或者工具就能營業。

如果是手工業者或制造者，他的一部分資本就必須花費在工具上，只不過這一部分的多少隨著行業而變。

如果是煉鐵業，他就需要較大的固定資本，因為他要置備煉鐵、鍛鑄、截鐵等設備。至于采礦行業，固定資本還要更高。

就農業而言，購買農具的部分屬于固定資本，支付工人工資的部分屬于流動資本。購買牲畜的價值或價格，屬于固定資本，飼養牲畜的費用，類同于維持工人的工資，也屬于流動資本。但是，購買牲畜如果不是為了耕地，而是以出售為目的來獲取利潤的話，購買費和飼養費就應算作流動資本。購買牲畜，如果不是以耕地和販賣為目的，而是用以剪毛、擠奶、繁種來求取利潤，那么購買牲畜的費用屬于固定資本，喂養牲畜的費用屬于流動資本。就農作物種子來說，可劃作固定資本，理由是種子在土地和糧倉之間流動，但沒有更換主人，而不是依靠出售種子來獲利。

第二節 國家或社會總財富的分類

全體居民財富的總和，稱為國家或社會的總財富。依其不同作用，可劃分為三個部分：留作目前消費的部分、固定資本部分、流動資本部分。

留作目前消費的財富，其特點是不提供收入和利潤。譬如，消費者以前購買，現在還仍在使用的食品、衣服、家具等物品，就屬于這一類。僅供自己居住的房屋，都要看作是目前消費的費用。

固定資本，其特點是不必經過流通就能提供收入和利潤。它又包含四項，一是一切有利于節約勞動的機器和工具；二是一切能取得利潤的商店、貨棧、場地、庫房等建筑物，不僅對出租人能提供收入，對承租人也能提供收入；三是通過開墾、灌溉、修建圍墻等方式改良土地所留下的基本設施，都能夠便利勞動；四是人們通過進學校、受教育、當學徒所掌握的技術和有用才能，都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

流動資本，其特點是要經過流通才能取得收入。它也包含四項，一是貨幣；二是即將出售的所有食品；三是各種工匠手中待售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四是還沒有轉到消費者手中的各種制成品。這么說來，流動資本就包含商家手中的食品、材料、制成品和貨幣，其中貨幣是周轉與分配的媒介。

第三節各類財富間的關系

流動資本中的后三項，即食品、材料、制成品，通常會在一定時期內轉變成固定資本，或者轉變成供目前消費的財富。

固定資本都是由流動資本轉化來的，并且要靠流動資本源源不斷的補充。流動資本提供原材料、工人費用、機器維修、土地改良等，離開流動資本，固定資本就得不到及時補充。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提供目前消費的財富，并使其增加。實際上，人民的貧富程度就取決于這項財富的多寡。

流動資本在轉化為固定資本和供目前消費的財富時，它本身也需要不斷地補充，這種增補主要有三個來源：土地產品、礦山產品和漁業產品。這些來源提供食品、材料、加工品，值得一提的是，貨幣也需要維持和補充，必須從礦山中取得相應的金屬來維持和補充貨幣。

社會上的一切資本，都要從土地、礦山、漁業的產品中得到補償，并且要獲取利潤。加工制造者需要的食品和材料，要靠農民為之提供，農民需要的工業品，要靠制造業補充。漁業和礦業都得和土地的產品相交換，不能進行物物直接交換時，他們就都需要貨幣。在自然狀態下，從土地、礦山、漁場得到的產量大小，與投資額和資金使用方法的優劣成正比。

世界銀行公布的財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四大組要素。這是廣義的財富的概念。而具體到個人，我們所指的財富，無外乎兩個意思：
　　一方面是指財產，各種能給其所有者帶來實際的價值利益的有形或無形的資金，資產。有形資產是指所有者所持有的現金、債券、股票、基金、外匯、經濟實體以及房產、車輛、貴重金屬（黃金等）、文物、珠寶等。而無形資產就是各種知識產權等無法用貨幣的尺度進行精確的評估的資產，如所有者掌握的專利技術、版權等。
另一方面是指本身不具備實際價值，但通過某些方式的運作，可以產生實際價值的東西。如廣泛的社交關系、被承認的榮譽、豐富的學識經驗、良好的個人形象等，這些東西不能用具體的貨幣單位來衡量其價值，但實際上它也是財富的一部分，通過它可間接轉化為普通意義上的錢財。比如通過良好的個人形象，廣泛的社交關系，可以促進、加快和完成某一項經濟活動的進程，從而獲得相應的報酬。在這個過程里面，無形的東西（個人形象、社交關系）就被轉化為有形的貨幣財產（相應的報酬）。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無形的東西可能比普通的財產更重要。

人們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對財富給出不同的定義。例如，有人出于個人的享樂目的，把財富定義為個人效用，用于研究滿足個人主觀偏好的方法；有人出于分析資源靜態配置的需要，把財富定義為交換決定的價格，把一切暫時不稀缺的資源都不當做財富；有些財產多的人及其理論代表，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遠處于有利地位，把經由人用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創造的勞動產品財富和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財富等同起來，否定勞動產品財富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特殊意義；還有些人把自己對金錢財富的追求作為經濟活動的最高目標，把人力只作為和機器原料一樣的為了追求金錢財富必須貶損、別無用處的資本，無視人力對人所具有的直接財富意義。

　　價格是商品同貨幣交換比例的指數，或者說，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在流通過程中所取得的轉化形式。
　　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是構成商品的因素之一，是商品經濟特有的范疇。

價格的職能有：

　　（1）標度職能。
　　即價格所具有的表現商品價值量的度量標記。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時間是商品的內在價值尺度，而貨幣是商品內在價值尺度的外部表現形式。貨幣的價值尺度的作用是借助價格來實現的，價格承擔了表現社會勞動耗費的職能，成為從觀念上表現商品價值量大小的貨幣標記。
　　（2）調節職能。
　　即價格所具有的調整經濟關系、調節經濟活動的功能。由于商品的價格和價值經常存在不相一致的情況，價格的每一次變動都會引起交換雙方利益關系的轉換，因而使價格成為有效的經濟調節手段和經濟杠桿。
　　（3）信息職能。
　　即價格變動可以向人們傳遞市場信息，反映供求關系變化狀況，引導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決策。價格的信息職能，是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形成的，是市場上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個是宏觀部分的吧~沒學過~偶就學微觀了

一樓翻譯的對，但是解釋的不大對，收益是revenue，收入是income，或者說profit，revenue= profit+cost

收益是revenue 收入是 income
其實是一種意思、

收益=收入這是不對的，收益范圍更大一些。收入一般是指經濟收入，或是現金等收入，一般是有形的、現實的。而收益更廣，不但有經濟等收入，還有無形的收益、長遠的收益。

一般是不一樣的， 收益通常扣除成本費用，收入是指全部收入， 沒有扣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