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人販子被判處 死刑 ，在法律上并不存在障礙。根據《 刑法 》的規定，犯 拐賣婦女兒童罪 的，起步量刑為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 ，并處 罰金 ，“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 沒收財產 。”而且，在司法實踐中，有人販子被判處死刑，只是數量較少，比如在2021年，全國最大的販嬰案 主犯 喻立香，就被武漢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判處死刑。 從現代法治精神角度說，人販子究竟要受到怎樣的處罰，該不該被判處死刑，應當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重罪要重判，輕罪要輕判。“人販子一律判死刑”，不區分情節，“一刀切”的判處死刑，就背離了現代法治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即便是呼吁對人販子處以極刑的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也只是呼吁對于罪行嚴重的人販子應該判處死刑，而不是呼吁對所有人販子都判處死刑。而且，從客觀后果上講，“人販子一律判死刑”未必就能增強威懾力，有效遏制拐賣兒童案件的發生，相反會危及被拐賣兒童的人身安全，可能逼迫人販子在最后一刻報復社會和被拐賣的兒童。 實際上我們需要反思和反省的是，不是人販子該不該一律判處死刑，而是“人販子一律判死刑”這種明顯有悖現代法治精神的論調，為什么會有如此強大的市場，在網絡上能夠得到超過九成網友和不少社會名人的支持，這反映了民意。究其原因，直接原因當然是拐賣兒童直接導致一個家庭的破碎，人販子的這種拐賣兒童行徑令人深惡痛絕，才有了對其處以極刑的主張。 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近年來，拐賣兒童案件頻發，但對人販子的 刑罰 確實不重。尤其是對于購買兒童的行為，雖在法律上定性為違法行徑，但收買者只要沒有阻礙公安機關、孩子的親生父母解救，并且沒有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傷害虐待、強迫乞討等行為，公安機關就不會對他們追究法律責任。相反，很多被解救的被拐兒童，如果找不到親生父母，公安機關還將他們送還被拐兒童的養父母。換句話說，司法實踐實質上默認購買兒童行為并不違法，這招致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慨，才有了“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買孩子的一律判無期”的主張和論調。 可見，“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論調雖然有悖法治精神，雖然是在網絡營銷，但背后透露的民意，不能不傾聽。提高對人販子的刑罰，以及追究買兒童行為的責任，這也是遏制拐賣兒童的必要之策，應當從“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論調中讀懂這一點。當然，要減少、杜絕拐賣兒童行為，還需要降低 收養 門檻，方便民眾合法收養、 領養孩子 ，不必采取買小孩的違法方式。同時，政府加大對困難家庭的 子女撫養 救助，讓困難家庭養得起孩子，不必賣孩子。
法律客觀：《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四條 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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